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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大學英語四、六級考試爭議又起。近日，國務(wù)院學位委員會再次重申：國務(wù)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()并未制定學士學位授予與英語四級考試掛鉤的辦法。英語四級考試與學位授予聯(lián)系在一起，是高校的“自選動作”。

　　對此，有人認為，高校自主決定將四級考試與學位授予掛鉤也是學校的自主權(quán)，無可厚非。這種觀念很有迷惑性，表面上看，學校有權(quán)對學生提出英語教學考試的要求，也就可將學位授予與四級考試成績掛起鉤來，可是，大學實行自主辦學，其“自主權(quán)”并不能由學校行政單方?jīng)Q定，而必須由教授委員會、學術(shù)委員會參與決策，同時要聽取學生意見，接受學生監(jiān)督。以此分析大學“自主”決定要求學生必須參加四級考試，直接或間接與學位掛鉤，是濫用“自主權(quán)”。

　　不妨設(shè)想，如果學校要求所有學生都必須參加TOEFL考試，以TOEFL作為大學英語學位考的成績，社會會是怎樣的反應(yīng)？這是強迫學生參考，同時會被質(zhì)疑這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輸送。而其實，學校要求學生參加四級考試與要求學生參加TOEFL考試是一個性質(zhì)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四級考試是教育部門主導的，而TOEFL是社會化考試。學校要求學生參加四級考試并硬性與學位掛鉤，這也是逼迫學生參考，同時這背后也存在行政、利益等因素。

　　高校如果要把四級考試與學位掛鉤，必須過“兩關(guān)”。第一關(guān)是教授關(guān)。目前看來，鮮有學校將四級考試與學位授予掛鉤是教授會決策的結(jié)果，甚或說，很多大學根本就沒有獨立運行、負責教育決策的教授會，大多數(shù)教育事務(wù)都由行政領(lǐng)導拍板。這種決策模式，讓教育行政部門主導的四、六級考試在高校暢通無阻。

　　第二關(guān)是學生關(guān)，對于社會化考試—比如TOEFLE、雅思()、GRE—學生是有權(quán)選擇是否參加的，英語四六級考試也是社會化考試，學生當然也擁有選擇權(quán)，如果學校以四級考成績作為英語學位考成績，這就剝奪了學生的選擇權(quán)。問題是，學生可不可以不考四級，直接參加學位考呢？對于影響到學生具體權(quán)益的事務(wù)，學校也應(yīng)該聽取學生的意見，在得到學生同意后方可推行。

　　自主辦學是現(xiàn)代大學辦學的重要特征，但自主辦學不意味著學校隨意辦學，也不是學校行政自主。在筆者看來，政府部門放權(quán)給學校，以及學校內(nèi)部建立現(xiàn)代大學治理機構(gòu)同樣重要，對于英語四、六級考試改革來說，教育部門需要做的是讓這一考試真正實現(xiàn)“社會化”，不能再由行政部門主導，交辦學校組織，而應(yīng)該由學生自愿報考，測試自己的英語能力；學校則應(yīng)該根據(jù)本校的辦學定位、專業(yè)要求，自主開展英語教學，而不是讓學生圍著通過四、六級考試轉(zhuǎn)—這種把大學英語演變?yōu)椤皯?yīng)試英語”，且對學生一刀切提要求的做法，也造成教育的浪費，學生花很長時間學英語，到頭來卻是“啞巴英語”、“聾子英語”。從這一角度說，大學英語四、六級改革，其實就是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和現(xiàn)代大學制度建設(shè)改革的一部分，而這兩方面改革，正是國家《教育規(guī)劃綱要》確定的重要改革內(nèi)容，只是這一綱要頒布至今三年多，其所確定的改革都沒有得到貫徹落實。熊丙奇（上?！〗處煟?

（北京青年報）